虽说收视率是一串数字表达，但仍不妨碍其作为复杂体的存在；关乎收视率的属性若干，此处简单分解为小三个和大三个。收视率的三个小属性是节目、时段和观众，这被称为收视率的三维空间。脱离节目、时段和观众的所谓收视率并不存在，所以收视率是具体而微的。互联网时代，漫天飞来去的收视率往往只论数字高低，有意无意略去了节目、时段或者观众的要义，由此引发的争论无关对错，只有口水与泡沫。

　　收视率的三个大属性是政治、经济与文化。这源自电视传媒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电视传媒的属性特征延展至收视率，对收视率的解读与应用也被置入三个大属性的规制之中。收视率反映出观众的电视使用程度，站在电视传播的角度，这叫做媒介效果；由此收视率也与传媒的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文化效果相关联。时下倍受推崇的电视节目评估体系中，把反映这方面不同效果的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和专业性等指标综合于一体；结构上看，收视率只是其中一份子；意义上看，收视率却是完全融入于媒体的三大属性。传媒纠葛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利益格局之中，使仅仅反映受众收视行为的收视率也不能独善其身。

　　社会由利益集团和散在的大众所组成，媒介是从属于利益集团的，受众更多的是散在的大众。收视率反映了散在的大众与媒介的互动关系。社会利益集团及其精英以对收视率的功能和属性的规制为杠杆，影响媒介走向，规范媒介对散在大众的影响。说收视率是政治的，是因为社会利益集团需要从政治角度解析受众与传媒的关系，以让传媒在政治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说收视率是经济的，是因为社会利益集团透过收视率可以某种程度上实现传媒收益的再分配与格局重整。说收视率是文化的，是因为社会利益集团需要利用传媒进行文化整合与思想凝聚，以为前两者服务。传媒政治经济学科中，关乎这方面的讨论不胜其数。

　　可见，收视率的三个大属性与社会利益集团赋予传媒的功能期许分不开。当传媒承载的政治功能得到强化时，对收视率的解读与应用便显现出较强的政治属性偏向；当传媒承载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时，对收视率的解读与应用便显现出较强的经济属性偏向；当传媒承载的文化功能得到强化时，对收视率的解读与应用便显现出较强的文化属性偏向。可是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往往多样并存，不想偏废，其间相互矛盾或者协调不能的结果往往使传媒无所适从，收视率的地位也就左右摇摆不定。

　　有研究者发现，如果将传媒的社会功能从属区分开来，比如区分为政治媒体、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等不同的类型，分别发挥其功能，或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并进而界定政治媒体是从属于政治利益的，商业媒体是从属于经济活动的，公共媒体更偏重文化建设与传承。当然其中仍难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至少不那么纠结。

　　眼下国内电视还不能简单按照政治的、商业的或者公共的做出类型区分，或者反过来说既是政治的又是商业的还是公共的，这样把握起来就高度依赖于平衡的能力和艺术。映射到收视率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重视收视率但不能唯收视率”。按照中国的平衡哲学，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