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卫视于2007年推出的《中国农民工》节目，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档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节目。自开播以来即引起政府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得到企业的支持与赞助。

一、节目概况

        《中国农民工》是国内第一档面向农民工、以农民工为讲述主体的节目。节目采用季播方式。2007年2月11日至4月22日播出第一季共10期，原名《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第二季始正式改名为《中国农民工》，自2007年 9月16日起，共播出19期。第三季从2008年4月18日到2008年11月7日共播出30期。

        2009年4月3日进入新的播出季。本季将推出36期节目，每期40分钟，于周五22：40播出。结合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节目将侧重挖掘农民工的创业故事，尤其关注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此外，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朱雪芹担当本季节目的嘉宾主持人。

二、节目内容

? 节目形式：演播室讲述节目。

? 节目参与者：节目的参与者主要有主持人、农民工嘉宾和现场观众。

        主持人在节目中定位为善解人意的倾听者，以保证嘉宾在演播室现场的放松状态和真情流露。农民工嘉宾作为节目的讲述主体，以其自然真实的状态，与主持人与观众平等交流，讲述其进城务工、实现人生梦想的努力与奋斗的故事。在农民工嘉宾的选择上，注重其自我命运的讲述能力、鲜明的个性及其品质上的闪光点。出现在节目中的嘉宾有：重庆棒棒画家田庆华、在建筑行业中发明"赵氏塔基"的赵正义、贾平凹新作《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鸟巢"建筑工翟树森，外出务工并双双考上大学的四川小夫妻蔡建东和齐艳丽，农民工出身、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的著名律师周立太，将在北京开办打工博物馆的孙恒，继承父亲遗愿、倾其所有二十多年来看护国家级保护动物苍鹭的河北农民工商鹤羽……。截止第三季，节目共讲述74个农民工的故事。

? 节目主旨：坚持真实、平等的原则，不讲大道理，不塑造高大全的典型人物，以农民工真实的奋进故事和真诚感情吸引观众。在节目立意上关注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农民工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农民工对未来的思考等，选题则重在彰显农民工的个体与群像光彩，表现奋斗与励志主题。

? 节目流程：在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之后，VCR短片介绍当期节目嘉宾及其相关的故事背景；之后，农民工嘉宾进入演播室，在主持人的引导与提问中开始讲述。讲述过程中穿插部分不适合演播室现场语言表述的影像资料，包括情景再现、相关人物采访等，以推动演播室情绪、丰富电视画面、增加可视性。

三、节目收视

        《中国农民工》自开播即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并取得了较好的收视回报，在贵州卫视的各节目中优势明显。随着节目播出季的推进，收视份额稳步提升；第四季开播即获得13%的市场份额（图1）。

图1 《中国农民工》各播出季单期节目市场份额（贵州）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中国农民工》节目的主体观众中，农民占主体的"其他"职业类别观众及"学生"观众稳定在80%左右；在受教育程度上，初中、小学文化水平的观众比例超过了70%。从四个播出季的总体变化情况来看， 农民占主体的"其他"职业类别观众在4个播出季中比例逐步提升，由最初的42.5%渐至73.1%；小学文化水平的观众比重也由最初的21.5%逐渐提升至46%（图2）。《中国农民工》观众结构渐趋稳定，显示出节目的逐渐成熟。但是从目前的观众结构看，节目社会影响力的强化还需考虑收视群体的适当扩展。

图2 《中国农民工》各播出季观众构成（贵州）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在观众集中度上，从第二季开始，观众对节目的收看倾向性逐渐清晰并稳定。总体来看，大学以下文化程度的观众更喜欢收看该节目，尤其是未受正规教育的观众，随着节目播出季的推进，小学学历及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观众集中度分别由66%和130%逐渐提升至115%和158%。在职业特征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其他"观众收视倾向性逐步增强，集中度由102%渐至177%。在年龄结构上，35-54岁观众对此节目表现出更大的收视喜好度（图3）。

图3 《中国农民工》各播出季观众集中度（贵州）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四、节目特色与意义

1，关注弱势群体，缓解社会矛盾

        无须讳言，农民工是个敏感的社会话题。它直指转型期中国二元结构的深刻矛盾，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无法回避的议题。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自此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了中国社会中最为庞大的流动人口。这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就职业而言，是工人；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他们既生活在社会结构的夹缝中，也生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由于缺少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他们成为庞大的弱势群体。

        作为一档形式传统的访谈节目，《中国农民工》成为上述社会背景下第一个面向全国2亿多农民工的电视栏目，名人明星的缺席恰恰最大化了其显见的社会意义。面对农民工问题，如何做到既关照其生存现状又不放大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尖锐与温和之间，《中国农民工》选择了后者，既有社会担待也是社会的润滑剂。栏目尝试以公开平等的对话搭建农民工与城市的交流平台；而在个体命运的讲述背后，每个人都将无从回避故事背后深刻的社会问题。

2，冲破刻板印象，重塑农民工群像

        2004年的一项农民工报道调查发现，在"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内容）报道"中，趋向积极的形象建构的事件类型，如"个人奋斗与创业"，只占18. 4%；就形象传达而言，48. 8%的报道塑造了"受侮辱与损害者"形象； 在媒介的负面报道中，新闻热词是"肮脏"、"没素质"、"不文明"等强化社会刻板印象的语言。调查同时发现，对农民工个体的行为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泛农民工群体化的趋向。这被尖锐地称为"污名化与贴标签"。 ¹

¹： 李红涛：《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2005中国传播论坛。

        与媒体镜像世界形成反差的是农民工的精英性存在与群体转型。社会学研究者李强指出，城市农民工总体素质高于一般农民，虽然其人数不及农村人口多，但其活动能力却不亚于农村人口的总和，城市农民工中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此外，在20多年的迁移中，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与旧生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在价值观上追求个人意识、独立意识，认同城市生活，同时要求平等、尊重与理解。

        《中国农民工》通过正向的选题，塑造的"励志、奋斗、积极向上和正努力地走在成功的路上"的农民工形象，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性存在特点。栏目组认为这样的选材标准"能够达到推动全社会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广泛关注和充分了解，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出发点。对弱者，人们更多的是同情，而对于正在奋斗和努力中的人来说，人们产生的情感则是认同、敬佩和激励，这也正是我们节目想要达到的沟通城乡、搭建桥梁、增进了解的初衷。"农民工对对自我命运的讲述能力，使人们得以通过主流媒体重新认识这个既是弱势群体，也是崛起中的"新工人阶层"。 ²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年7月。

3，转换叙事角色，分享媒体话语权

        在节目设计中，农民工从讲述对象成为讲述主体，媒体话语权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转向农民工。葛洛斯认为媒体传播中的"被隐形"或"不具可见性"会使没有权力的群体永远处于阶层体系的最底层。媒体作为社会化的重要载体，以其大众传播影响力潜在地赋予农民工群体正面的可见性，并有助于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向上流动。栏目中，农民工走进演播室，以叙述主体的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从客位转换化为主位，实现了对媒体话语权的分享及其在媒体上的"可见性"，使他们有机会从被隐形或负面描述、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群体误解、甚至内心压迫中解放出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充分体现了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基本精神。对比20多年来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应是被首先被"公平"惠及的群体之一。作为城乡过渡带的新阶层，农民工的现状改变及社会公平实现依赖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媒体无力于制度的直接构建，却可以社会观察者与记录者的姿态，通过人文关怀与话语权的分享，重塑农民工的社会群像，和谐推进社会公平的实现。